日前，一位日本记者问负责中国网络信息领域的官员将如何平衡互联网的安全保障与对外开放？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刘烈宏称中国的互联网是充分开放的。中国官员的回答显然很难令对这个问题保持好奇的人满意，不限于今次，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欠缺一个“回答”。而发生在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局势上的舆论争锋已将这个问题推到了必须回答的阶段。
现场的情况是，在上述那位记者的问题之中还留有一句话是“在华外国人获取信息感到不便”，言下之意，相比中国网络安全，其更想问中国网络开放。当前，中国的网络开放正面临两个极端：一是近两年官方对VPN的管制加紧，处罚对象从服务商扩延至个人用户，二是官方自己在有节奏的放开地方政府对VPN的试用，近日工信部在北京部分区域放宽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VPN）外资准入条件，稍早前上海自贸区也有类似举动，更早前海南获得自由贸易试验区定位后也曾着手向外国游客开放国际社交平台。
“防火墙”与VPN是包括中国网民在内的各界人士多年来共同关心的话题。多维新闻曾在中国网络监管：走向终局“猫鼠游戏”一文中详细解释了中国“防火长城”的存在，其是在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行列之后的1998年由中国政府构筑的一套互联网边界的审查系统，针对金融洗钱、国际诈骗等犯罪行为，儿童色情相关信息等不符合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屏蔽。在中国互联网起步阶段，这道“防火长城”已伴随了一代中国网民的成长，成为中国执政党的一道网上“屏障”。稍早前有媒体这样对中国“防火墙”内的网民进行描述，与防火墙共同成长的年轻阶层们似乎不在乎“防火墙”的存在，他们在防火墙内形成了自己的网络生态，无论是一批可与西方相比的互联网企业还是一套区隔于西方之外的独立逻辑运转体系，使得他们满足于现有的网络环境。中国媒体也曾一度“自豪”于中国内部与世界形成两个舆论场，两套互联网生态，“防火墙”的建立不可谓不成功。
内外承压下，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生变。（VCG）
以上现象确实反应了中国近些年的互联网使用状况，但从更高的维度看这些又只是正在变化的互联网生态的一个切片，更完整的描述应该是已经习惯于“防火墙”内互联网生态的中国网民随着群体规模的更迭扩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到“防火墙”的存在，并试图“翻墙”，也许这种群体性行为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显性的结果变化，但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体系确实正内外承压。
2014年以及2015年在中国浙江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大会组织者必须选择专用的无线网络或者提供特殊的网络登陆渠道给与会者以绕过“防火墙”的存在，这种使用需求扩延到每年中国流入与流出人口身上，以及中国境内庞大的网民身上。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网民达到8.29亿，而使用“翻墙”工具的规模达到1.4亿，也即是说在中国内地网民中，每6位中即有1位使用VPN绕过中国的“防火长城”，排除掉年龄在10岁以下（占据中国网民规模的4.1%）还未形成完整“三观”意识的低龄网民，这样的占比已经可以宣布这项运行多年的“防火长城”几乎形同虚设。虽然近年中国政府收紧对VPN的控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IP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并将处罚对象从运营商扩展到个人用户，但在公共议题上更多扮演发声角色的年轻层网民正在快速崛起，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群体，拥抱多元价值观已经不满足于国内视野及舆论生态，有更强烈的愿望将眼光放在国际舆论空间，这个群体对网络的参与度与影响力也成为冲击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最重要的一股力量。此为内部压力之一。
其次，这道“防火长城”正渐渐失去其原有的防御意义，反而陷入自缚手脚的困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互联网后起之秀来说，在美国直白表示“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之时，构筑“防火长城”反映了中国在网络领域的防御意识，但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现实的使用需求都决定了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互联网市场竞争中国都需要有直面的勇气。
在中美刚刚升级新一轮关税的时间点，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法国举行的G7峰会上公开声称中国致电美国求谈判，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以“没有听说过”间接否认了特朗普的说法，但在此之前还是半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其个人推特（Twitter）账号上对特朗普的这通“电话”首先表示怀疑。再如在西方媒体先入为主用带有反人类性质的“集中营”将中国新疆描述为“关押数十万穆斯林的‘中国式地狱’”时，中国官方的报道总是晚一步，或者根本没有能有与西方媒体站在同一个舆论生态进行话语争夺的机会。当互联网在反映社会情绪，掌控舆论影响力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时，中国因为“防火墙”的存在缺失了境外网络这个舆论阵地。以至于今次的香港反修例事件中，涌现出“帝吧出征”“饭圈女孩”的现象。
长久以来，虽然中国官方一直未有正面承认过中国“防火墙”的存在，但各界也都心照不宣，如此运行十几年后，其带来的弊端也越发凸显。当前中国面临的网络困境是其既想利用“防火墙”抵御外来的“洪水猛兽”，又要面临被“防火墙”束缚的困局。
如果说“防火墙”面临的内部压力还可以通过VPN管控等方式进行管治，那么来自外部的挑战中国是避无可避。从2010年谷歌推出中国内地市场之后，其重返中国的计划在近两年十分受到关注，Facebook入华也已经在中国政府高层及互联网企业领域有所接触，虽然事件都暂时搁浅，但两个世界级互联网巨头对中国互联网市场的觊觎已是广为人知，中国面临网络开放的外部压力。更直接的是，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多方消息称，美国对中国的多项诉求其中之一便包括“完全开放互联网”，虽然消息准确性还无从证实，但美国一直以来对中国在言论、网络企业竞争、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数据存放等涉及官方对互联网控制的领域都颇有微词。
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体系在过去中国互联网的起步阶段确实在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国家网络安全乃至社会治理层面都体现出了利大于弊的效果，但在中国占据近七分之一的全球网民规模，在全球十大互联网业务公司中，中国占得3席，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从防御到进击，从被动到主动应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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